高等教育信息与决策参考
2023年第6期
高教研究所 2023年9月27日
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上）
目 录
1.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组委会：北京倡议
2.杜玉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顺应时代变革 共担大学使命
3.迈克尔·斯宾塞（伦敦大学学院校长）：教育数字化与高等教育的未来
4.布莱恩·施密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数字革命——大学的美丽新世界
5.科林·格兰特（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校长）：全球大学的学术责任与创新发展
6.安雅·曾兹（海德堡大学副校长）：高等教育的未来素养
7.滕锦光（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变革时代的大学责任——香港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8.乔恩森·弗兰普顿（英国伯明翰大学副校长）：大学全球化进程中多样化可持续性和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9.郑庆华（同济大学校长）：把握历史机遇，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创新发展新格局
10.张平文（武汉大学校长）：数字时代大学的责任与义务
7月30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组委会发布了“北京倡议”，共有来自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位嘉宾现场参会，65位高水平大学校长就“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这一主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高等教育信息与决策参考》围绕该主题，对相关报告进行集中选编。
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组委会：北京倡议
论坛上，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组委会发布了“北京倡议”，倡议内容如下：
一、畅通大学师生国际流动。各国大学要携手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平台，共享优质课程与高水平师资，不断完善学历互认、学生互换、学者互访、学术交流机制，丰富国际合作办学与联合培养模式，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共同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二、推动科学研究开放合作。各国大学要秉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推动开放科学、开放资源建设，拓宽合作研究领域，提升合作研究水平，开展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
三、提升大学精神文化品质。各国大学要尊重文化多样性，传承弘扬本国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做不同文明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包容共生的践行者和促进者，在实现精神文化的传承创新中体现自身价值，以思想文化的守正创新引领时代进步。
四、加快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各国大学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共建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标准和政策支持体系，携手打造开放、绿色、创新、包容的数字校园和数字生态。
五、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共享。各国大学要主动贡献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发挥科技、人才的辐射作用，大力推动跨学校、跨区域、跨国家的知识技术传播，有效促进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开放、流动、共享，持续满足不同群体接受多样化、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
六、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各国大学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发挥学科优势突出、高端人才集聚、各类信息汇聚、创新要素集中、科研成果丰硕、国际交流频繁等优势，促进产学研多元主体交叉融合、跨界整合、创新聚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七、构建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各国大学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完善国际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推进国家间教育政策沟通，建立良好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加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教育目标，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杜玉波：顺应时代变革 共担大学使命
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高等教育承担着支撑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使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和五个议题，大学校长们共同探讨时代变革的新趋势，总结交流办学治校的新经验，肩负起大学的使命与责任，携手应对人类发展的问题与挑战，这将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了从小到大、由弱向强的极不平凡历程，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72所，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到2.4亿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高等教育助力我国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民族素质得到了稳步提高。但中国是教育大国，还不是教育强国，也不是高等教育强国。我们仍处在一个“将强未强、要强还不强”的阶段，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任重道远。要看到，高等教育普及率与世界教育强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亟待提高，高等教育对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和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支撑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为此，中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不断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我在大学和教育部39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面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需要大学以理性精神增进团结互信，以创新精神推动可持续发展，以科学精神引领时代前行。
秉持开放理念，持续促进大学师生国际流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的深层基础是文化，关键在教育。世界各国大学要携手搭建全球性的人才培养平台，通过探索国际合作办学与联合培养等方式，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胜任力的高素质人才。要积极探索建立联盟、学者互访、学术和教育交流会议等国际合作形式，设立并培育校际间的师生交流互换项目，推动以学历学位互认等跨国教育机制的有效衔接，实现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共同为教育国际化助力赋能。
弘扬创新精神，不断推动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有效应对时代挑战，促进全球发展，迫切需要秉持开放合作理念，推动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世界各国大学要紧紧围绕气候变化、绿色低碳、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等人类发展共同难题，在关键领域加强国际科学研究合作，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要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与合作，提升合作的层次和质量，开展国际联合攻关项目，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国际合作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或研发基地，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创新成果共享，为解决重大科学难题作出大学应有的贡献。
坚守共同价值，逐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实现创新要素互通、信息开放互联，迫切需要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世界各国大学要加快开放资源建设，推动开放科学，放大高等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价值，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要共同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参与完善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和发展促进机制。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的积极作用，共建开放、全纳、包容的新型数字校园与数字生态，共享创新、多元、优质的全球教育资源。
担当使命责任，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世界各国大学既要致力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要突破“围墙”，服务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不断优化育人方式和培养模式，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创新，大力培养顺应时代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高素质人才。要依托自身的人才优势和科研能力，主动对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解决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合作是历史潮流，共赢是人心所向。中国有句谚语叫“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对世界复杂多变的不确定因素，世界各国大学校长的交往沟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要相互理解、团结协作、合作共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成立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凝聚力最强、影响力最广的全国性学术社团组织。我们愿同世界各国大学并肩前行，顺应时代变革，勇担职责使命，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迈克尔·斯宾塞：教育数字化与高等教育的未来
数字化转型对教育和学生的生活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了解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如果在一年前探讨这个话题，情况也许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封闭学习中发生的数字教育变革，并没有像我们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给高等教育带来深刻、永久的变化。新冠疫情的出现，使得这场数字教育变革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今天面临的数字现象，例如，在2022年底出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工具等，将会为世界带来永久性和颠覆性的改变。因此，今天我想探讨的是疫情大流行期间的数字化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意义。
首先是疫情大流行。在伦敦大学学院，当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学校封闭时，我们转向在线教学，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教师和学生都在尝试使用技术，以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效果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技术有助于教育民主化。预先录制的在线内容意味着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参与学习，并利用“实时”时间与老师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在线小组学习也给不自信的学生提供了更多机会，这些学生更愿意通过在线功能参与讨论，而不是在现场大群体中发言。
然而，数字学习对于那些缺乏硬件、无线网络和舒适家庭工作空间的人来说非常不利。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支持这些学生。未来所有技术与学习的结合，都必须在了解学生家庭情况有千差万别的前提下推进。随着疫情防控限制的解除，我们最初的重点是回到校园线下学习。封锁期的隔离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集体教育经历和校园生活的重要性，但随着疫情离我们越来越远，很明显，我们仍不想放弃数字技术融入学习和教学所带来的好处。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更融合的方法，将面对面和在线模式的优势结合起来，将学科专业知识与自我管理、数字通信、协作和批判性思维等更广泛的技能结合起来。例如，我们的心理学和语言科学（研究型）硕士研究生的授课现在就使用50%线下与50%线上的混合方法，这使得高级专业人员(如校长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临床医生)能够深度参与，帮助他们将工作场所的数据结果返回给这些专业团队。对于那些无法参加线下面对面教学的人来说，混合方法非常适合终身学习。混合方法还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为学习者提供更现实的体验。这对临床学科特别有用，学生可以积累模拟检查、与患者互动的经验。
正如我们应对疫情大流行的巨大挑战一样，我们也必须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紧迫和全球性的挑战。这对剽窃和评估意味着什么呢？教师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我们如何培养数字素养和意识来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是否应该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我们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为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的机遇，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一些人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中没有立足之地，因为监管和管理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试图禁止人工智能，这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将继续存在。ChatGPT背后的技术很快就会无处不在，包括在基本的日常系统中，比如微软的Word。试图反对它，最终将是徒劳的，这不符合大学的宗旨和特点。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学生和教职工的清晰认知是关键。伦敦大学学院利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专家组，负责制定政策和开展活动，以应对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鼓励教职工尝试用一种人工智能工具来编写考试试题和教学评估，对学生在学术诚信、如何合法地在学习及今后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及什么行为构成作弊等方面的指导明确而全面。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帮助技能开发和研究的工具，可以积极地应用于教育。我们鼓励学生们使用像ChatGPT这样有趣的工具，看看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习水平，同时了解这些工具的局限性。我们提供实习机会，与学生一起试验、制定政策和共同创造教育方法，这是对我们教育的一个很好补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人工智能素养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生活和专业技能，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都是如此。未来所有领域的行动都将围绕人机界面展开。认识到这一点，英国罗素大学集团(伦敦大学学院是其成员)制定了五项原则，以培养我们的教职工和学生成为日益人工智能化世界的领导者:一是大学将支持学生和教职工了解人工智能；二是教职工应具备支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效、适当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三是大学将调整教学和评估内容，将其纳入生成人工智能的道德使用；四是大学将确保其学术严谨性和诚信不受影响；五是随着技术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发展，大学间将合作分享最佳实践经验。
作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研究的全球领导者，伦敦大学学院在这一领域的教学获益良多。例如，伦敦大学学院与“谷歌深度思维”(Google DeepMind)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后者是开发预测人工智能系统(如AlphaFold，主要用于解决生物学和医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的先驱公司。我们与该公司的合作已经带来了一些技术成效，这些技术将对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机器学习技术，它可以分析扫描图像，以识别眼病的早期迹象，与领先的人类专家一样准确，但速度要快得多。“谷歌深度思维”还与伦敦大学学院合作，提供硕士学位奖学金，以确保强大的专业人才储备，这样就可以继续以明智和道德的方式开发这项技术。“谷歌深度思维”是由伦敦大学学院的毕业生在我校工作时创建的。另一家从伦敦大学学院出来的公司是Synthesia，由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创立，最近成为了“独角兽”，它的市场估值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该公司的技术允许用户只需输入文本就可以创建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这就创造出了与真实视频难以区分的画面和语音，并意味着公益组织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制作专业流畅的视频。最近，它被用于一项全球推广，用人工智能制作了贝克汉姆用九种语言说话的视频，以提高人们对疟疾的认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政策优势，使我们能够站在逐步适应而非禁止的立场，及时获得新资源支持、教学和评估指导，以及道德和监管的反馈。
对于伦敦大学学院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合作力量。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全球性的机遇，我们必须与在世界各地的学术同事一起开发这些工具，才能对道德使用、法规、机构和自主权等一些基本问题做出最有效回应。在北京这样一个汇聚了众多教育领域思想的地方，提出这一观点显得尤为恰当。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围绕数字化转型开展国际对话，这非常有必要，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义教育的未来，它还提醒人们关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促进共同利益的一种潜在力量，可以用来支持可持续发展、提高人类能力、实现教学现代化。
布莱恩·施密特：数字革命——大学的美丽新世界
今天，我要从宏观层面谈数字革命这个话题。未来十到二十年时间里，大学仍然是知识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我们通过传承知识管理的方法、编写教科书、教导老师如何教学、如何开展教学研究等方式，持续地创造知识。学位已成为了一种标准，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需要学位作为支撑。
当前，数字变革带来了非常重大的挑战，为大学开启了新纪元。在过去75年的时间里，尤其是二战以来，大学教育逐渐成为普及化的教育。大学现在仍然在持续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大学所有的研发成果都将被世界各地所获取。大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政府可能以学费或者研究项目的形式来支持研究和教学，而普林斯顿大学是唯一一所依靠自己的资源开展研究的大学。大学还具有较高的透明度，但在数字变革的时代，那些不透明的技术公司变成了大学的竞争者，技术公司能够在数字化媒体和网络中充当行业专家，也能在政策制定者、政府和公众面前充当专家，大学该怎么办？大学还面临大规模的线上教学所带来的冲击，以上这些都是教育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当然，技术公司也做了很多贡献，例如，促进大型语言模型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但这些技术公司未来如何发展？从短期或长期看，技术公司都会对大学产生影响，因此未来技术公司与大学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究。目前，技术公司与大学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监管，大学如何能够在产出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又能保障公司的短期利益，这是关键所在。技术公司经常挖走大学的计算机教授，但我认为这样做比较短视。
大学学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已经在思考未来如何通过技术公司的系统来提供培训。技术公司在给大学提供更好的培训时，也提升了公司中相关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一些工作人员即使没接触过学位教育，仍然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专家。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将改变现在的大学教育，也会带来很多好处，比如ChatGPT。未来几年，我们可能无法从一个个性化的视频中辨别出哪些是人类所完成的，哪些是人工智能制作的，但大学却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专业知识。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产品可能仍然需要大学的专家来辨别，因为普通人无法了解到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展。因此，校长们都应该考虑大学的价值体现在哪里，要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对于企业、高校都有一定的意义。
大学中有大量的学者、顶级专家和非常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或专家不可能在未来被科技所替代，但是未来90%以上的学生都会受到AI技术的影响。因此，大学需要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或者推动数字技术建设。未来科研与教学会有明显的分离，我们不能确保教学以传统的标准去评价，但是我们可以确保的是知识生产的持续性。
威廉·吉布森说过“未来已来”。当前，我们已经看到智能模型在快速发展。我去德国的时候，看到大学所进行的科研工作大部分都是基于技术的支持，大学也会和其它的知名企业合作，企业所需的科研知识都是来自于大学的贡献。我们也在考虑如何创建一个超大型的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能够将科研、产业和大学结合在一起，这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全球科研合作也将会呈现出令人憧憬的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研究机构与不同的国家开展合作，教授会与不同国家和不同实验室进行合作，未来的学位或者培训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给予学生资质证明。未来可能很难确定发展趋势，但我们一定会面临一个更具竞争力的全球市场，作为市场中的一员，我们要去迎接这样的挑战。将来不管是通过人工智能或者是人本身来完成的产品，其实已经很难判别，这就是未来我们要面对的世界。我们必定会面临这样的场景，所以不必过多焦虑。
科林·格兰特：全球大学的学术责任与创新发展
每一所大学的目标不同，但是愿景有相同之处，即无论教学还是研究，都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知识的更新，这也是大学的学术责任。我们希望研究者、教师或者学生能够展现出学术责任能力和知识探索能力，特别是希望从中培养出未来的领导人。在我看来，这些需求来源于与合作伙伴的互动交流。
创新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所有大学都应该充分思考的话题。到底什么是创新发展？创新实际上是把新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如同大学的基因，应该被用于研究、教学和解决问题，也应该被用于指导我们如何去做事、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工作等。我们必须确保新事物能够产生影响，而且要思考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开展合作。
那么，如何在变化的时代中，找到解决全球人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方案呢？首先，要追求卓越，保证高质量成果。例如，很多大学会面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发展等亟需解决的问题，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开展全球合作。为了共同应对这些问题，新南威尔士大学在2020年成立了国际大学气候联盟，联盟成员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50多所大学，联盟旨在促进研究经验或知识的分享。通过联盟活动，我们可以了解到各个大学如何在共同承担学术责任的背景下，完成不同的研究任务。我认为，各个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对于应对并最终解决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
其次，我校校长两个月前访问中国时，在许多谈话中强调如何将我们的合作重点放在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领域，从而确保我们的伙伴关系不仅造福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本国人民，而且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我们追求创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框架，使我们的研究可以带来更大的价值；能够提高群众、社区以及组织的韧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在社区与机构之间建立信任；支持本科生和研究生将自己的想法发展成可能带来非凡影响的初创企业，推动建立跨国合作团队和合作伙伴关系。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5年前成立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宜兴）环境技术创新中心。该中心是我校在澳大利亚之外设立的第一个研究中心，由新南威尔士大学与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共同建立，聚焦创新型环保技术科研与产业化开发。我们正在共同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支持。澳大利亚许多社区也参与了提供安全灌溉水和饮用水的项目，从中受益颇多。总之，我认为新南威尔士大学（宜兴）环境技术创新中心的建立有效地说明了合作、创新以及大学应该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的责任。我们需要开展更多富有意义的对话，并加强产学研方面的合作，为世界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安雅·曾兹：高等教育的未来素养
海德堡大学是德国一所拥有700多年悠久历史的高校，与全球700余所大学开展合作项目，与27所师范类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每年有250余名学者来我校进行访问。海德堡大学是欧洲研究型大学的联盟成员之一，20%的学生是留学生，留学生中30%的学生在我校攻读博士学位。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致力于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氛围。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未来素养，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未来素养。之前的发言嘉宾多次提及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例如一是就业问题。一方面雇主们要考虑学历问题，学校设置的课程是否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求，另一方面毕业生能否尽快融入新岗位，并且拥有更多的技术素养。二是教育变革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更新教育方式。三是社交媒体影响问题，社交媒体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要将其合理运用于教学。如何去应对这些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实现高等教育的未来素养。未来素养在高等教育中包括教育者和学生两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拥有感知的能力，能够思考未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高等教育的未来素养就是让学生拥有预测新趋势，有主动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的心态和技能，并具备前瞻性思维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素养就是让我们去想象未来是什么样的，让我们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在。我们在谈论未来时，很多时候会认为只有一个既定的未来，但如果释放想象力，其实未来有多种可能，在开启更多可能性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值得关注，什么是弱点。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来看待未来，第一个是可能的未来，第二个是大家渴望的未来，第三个则是替代性的未来，即另一种未来。这些解释让我们重新反思现在的传统思维模式，这要求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充满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氛围。海德堡大学一直在推进未来素养教育，特别是在教师培养方面，我校教育学院对此非常关注。
大学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但教学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如何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把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因为有时学生并不认可未来素养的培养，他们更想要得到一些实用的且对就业有帮助的技能培养，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将未来素养纳入教学体系中。另外，还有文化方面的障碍，未来素养与传统文化有所不同，所以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培养前瞻性思维。如何衡量未来素养教育的效果？尽管直接效果可能很难衡量，但未来素养能够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去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更好地抓住机遇。所以未来素养就像创新创造能力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学生常常设想另一个未来会是什么样的，通常情况下，这个学生更容易打破传统思维，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复杂问题。
当今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的挑战，我们要为技术、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具备未来素养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更有韧性，可以提前为未来不同的场景做好应对准备，减少自身的脆弱性。现在的全球挑战很多，例如贫困、气候变化等，未来素养能够让个人和机构有能力主动应对这些长期性挑战。
未来素养对于大学和社会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具主动性，我们希望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打造一个更平等、更可持续的未来，为社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促进区域间、国际间的合作，最终惠及整个世界。
滕锦光：变革时代的大学责任——香港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首先，香港理工大学定位跟其他学校稍有不同，我们的校训是“开物成务，励学利民”，就是希望造福社会。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把工程和技术学科做强做大，把特色学科做成世界领先。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创新的引领者，让科研为社会创新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不断创新我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永远在路上。设计、时装与纺织、酒店与旅游管理这三个学科是我校特色学科。此外，还有康复治疗、物理治疗、眼视光学、地球空间技术、建筑能源环境等学科，这些学科是香港8所公立大学独有，且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我们正经历很多变化和发展，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等。其中，我认为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最大，不只对教育方式有所影响。很多时候，因为大学学科和招生规模的变化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造成毕业生质量和用工需求不能匹配，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服务学习这方面，香港理工大学在国际上较为领先。2012年，服务学习这门必修课在我校正式开设，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帮助他们提高对社会的认知。服务学习是指学生利用其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又提升了自己对专业的认识。比如，我校眼视光学的学生到农村给村民做白内障检查，就是服务学习。或者，我校工科学生赴非洲卢旺达帮村民架设太阳能板，为其提供居住用电。服务学习各式各样，获得了多种国际奖励和认可。以前，我校50%的学生有机会去外地学习，从今年起每位新生都有机会去外地学习，其中50%的学生参加的是服务学习项目。我们每年有4000多名本科生，其中2000多名学生去外地做一年服务学习，1000多名去内地，1000多名去东南亚国家，个别学生会去非洲。
在课程方面，我校去年就普及了人工智能教育，每一名本科生入学时必修《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调整学分，副修是18学分，而副主修是36学分，已经超过了一门硕士课程一年的分量。我校有26个这样的专业，培养着大量既有本专业知识、又有人工智能知识的人才。
我校的科研旨在造福社会。例如，我们研发的近视眼镜能使近视加深的速度减缓60%。到2050年，如果任其发展，将有10亿人高度近视，而佩戴这种眼镜后将减少到1亿人。该镜片在日本豪雅公司已经出售了1700万片，在中国内地也有销售，我们只收取很低的利润。我校高等研究院不像普林斯顿那样研究宇宙起源，而是研究人间烟火、衣食住行。研究院每年有200万美金来自学校资金投入，其中研究中心获得100万美金。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我们要吸引校外资金来支持交叉学科的研究。
最后，我们希望进一步推进翻转学习。正如刚才我的母校悉尼大学的教务长安娜玛丽·贾戈斯女士提到的，时代快速变化，在培养学生才能的过程中，最重要是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技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翻转课堂是特别好的办法，有研究表明，翻转课堂在亚洲国家效果最好，因为亚洲国家的大多数教学本身就是以知识传授型为主。
乔恩森·弗兰普顿：大学全球化进程中多样化可持续性和
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这两天的交流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们在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特别是大家都认为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问题。因此，全球高校应该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我想从伯明翰大学的角度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未来规划。
首先，我想讲一下什么是国际化大学，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合作。我认为，国际化大学是一个品牌，是地缘政治之外的概念。国际化视野有一个类比就是可口可乐，它在很多其国家非常知名，但对于大学来讲，我们不一定能成为全球品牌，但至少参与了全球化进程。
什么叫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大学呢？首先要吸引全球的人才、师资、学生和合作伙伴，能够培养世界公民。在伯明翰大学工作或学习，都能使我们的教职工和学生成为合格的世界公民。作为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大学，我们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教育的影响，不仅为人类带来基础知识，还实现知识创新。
伯明翰大学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学生超过3.2万人，其中四分之一是国际学生，三分之一的教职工也是来自于英国之外的公民。作为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大学，我们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国际化，我们有一些国际合作伙伴和国际合作项目。
我们与中国、印度、巴西、尼日利亚、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开展了合作，在中国、巴西等国设有代表处。在北美、欧洲和亚洲还有很多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在非洲和印度等国的全球健康合作伙伴。因为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合作网络，使得我校在全球有50多所合作医疗机构，获得了多个机构的资金赞助，这是一种多样化、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这里的多样化是指很多方面，包括学生、教职工、教学地点、教学方式，以及跨文化沟通方式。可持续性则指高校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指进一步拓展机会、提升能力、提高影响力和认知度。例如伯明翰大学有很多全球化参与的案例，我们有迪拜校区，有广州校区，和暨南大学也有合作。中国学生数量发展速度非常快，约6000名中国学生在我校读书，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学生组成部分。
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合作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解决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应对方案。一些医疗机构、政府或者相关产业行业机构也会参与到我们的人才培养中。
郑庆华：把握历史机遇，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创新发展新格局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作为催化剂对教育改革创新的促进作用。我认为，从教育的维度可以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农耕时代，这个时代的教育更多是以私塾为主，一直到1088年创办博洛尼亚大学。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1088年到本世纪前后，这个时代更多是以大学、院系、学科、专业、班级等为教育组织模式，形成了标准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人工智能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创新赋能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形式和内容，甚至是范式的转化。比如，过去是由老师和学生构成的二元结构，而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模式下，变成了老师、学生和机器的三元结构。机器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承载载体和表现工具，而是参与到老师和学生教和学的过程当中，机器和我们共学习、同成长，智能化程度也在提高，这是教育范式的重大变革。
第二，我认为在ChatGPT对教育的赋能和作用下，中国必须建设自己的教育大模型，服务于我国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整体发展。教育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历史，对于传承和创造文明，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教育大模型的构建应该建立在我国自己的教育资源的基础上。中国通过几十年的信息建设，在教育数字化方面积累了数以万计的课件资源，积累了大量的数字化教材。在这个基础上，为教育的创新发展赋能，打造一个教育大模型，真正解决因材施教的问题，解决个性化和大规模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十分必要的。
第三，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所有学科专业的赋能作用。以同济大学为例，学校80%以上的理工科专业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甚至是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产物。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学科内涵如何升级，同济大学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打造了人工智能大科学设施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且对所有学科专业起到赋能和催化作用。以土木工程为例，今年上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同济大学举办了土木工程学科发展规划战略研讨会，提出了土木工程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低碳、智能、韧性。我的理解就是要用新理念、新方法，特别是用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来探索创新。
张平文：数字时代大学的责任与义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数字技术带来的产业创新在全球范围高速发展，数字化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顺应数字时代潮流,推动数字变革与创新，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应立足全球视野、担当时代使命，坚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核心职能，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并主动回应其带来的变化与挑战。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共同探讨数字时代大学的责任与义务。
一、大学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数字思维能力提升
在数字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问题日益凸显，需要增强数字思维，以多学科视角、运用数学方法和信息化手段提供解决方案。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牢牢把握时代需求，培养具有数字思维与数字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近年来，武汉大学成立了武汉数学与智能研究院和前沿交叉研究院等机构，为学生开设数字经济相关课程和实践项目，以数字化赋能课堂教学，并设立了“数字文化本硕博试验班”人才培养特区，探索数字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2022年成功发射的武汉大学“启明星一号”遥感卫星，主要由武大学生自主设计、运行和管理，极大拓宽了卫星遥感和数字信息处理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进一步激发了学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能力和决心。
二、大学应进一步推进数字赋能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播
在数字时代，科学研究范式和组织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难以实现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复杂问题的解决。大学应进一步推进数字赋能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播，大力推动跨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研究，探索创新最前沿。近年来，武汉大学通过“数字人文”方向的交叉融合推进“新文科”建设，组建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成立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传统优势、测绘遥感等优势学科数字技术优势，紧抓全球数字人文发展前沿,聚焦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以数字赋能文化传播传承，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与跨学科研究团队。实验室深度参与敦煌莫高窟“数字文化遗产保护”，运用现代遥感技术，对莫高窟进行三维数字重建，提供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中国方案。
三、大学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
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问题日益凸显，数据安全、个人隐私、道德伦理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数字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规则不尽完善、秩序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尤为突出。大学应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数字问题，助力搭建公平高效的全球数字治理框架，推动数字时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由武汉大学发起成立的“中法非三方合作平台”，已连续举办了四届“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论坛”，积极打造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共同体，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22年举办的第四届论坛中，与会专家就数字空间中的人文交流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进一步增进了数字时代国际人文合作，共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各国的大学在加强沟通的基础上，要找到合适的“支点”，使用合理的“杠杆”，并通过深入合作，推动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理解和交流能力的人才，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我们要找到支点。我想这个支点应该是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山大学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于2016年牵头组建了粤港澳高校联盟，推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学术圈。目前联盟汇聚了粤港澳三地43所高校，并在不同学科领域和重要高校管理事务方面成立了55个专业联盟。合作是共识，发展是目标。我们热忱欢迎国际伙伴能够携手联盟，共同绘制世界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蓝图。
其次，我们要找到杠杆。我想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特别是跨学科合作。大学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不同国家、不同大学、不同学科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应对全球性复杂问题的重要路径。医科是中山大学的优势学科，拥有丰富的医学教育和临床资源，我们与美国哈佛医学院附属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开展深度合作。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近年建造了一艘国内排水量最大（6800吨）和性能最先进的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中山大学”号，也希望能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我们希望与各国大学合作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引领科技创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多的科学和技术方案。
二是共同培养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型复合人才。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未来远比现在更加多样化、更加不确定。培养具备学习力、思想力和行动力的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型复合人才，国际化的培养模式是重要的环节。十多年前，中山大学与法国民用核能工程师教育联盟合作成立“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已成功培养了462名达到国际标准的核电及相关产业高级工程技术研发和管理人才。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来校访问，对我们培养的青年人才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坚信，加大国际化人才培养是大势所趋，是参与全球化的“必修课”。
三是推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山大学建设的“中国—东盟海水养殖技术联合研究与推广中心”，除了在中国设有4个分中心，还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建立了4个东盟分中心，建立了涵盖东盟9个国家100多个机构的 “中国—东盟海水养殖技术协作网”和8个海外技术示范基地，建设东盟种质资源库，在境内外开展东盟科技人才培训。最近，我们也和北京大学一起在组织化学研究生的国际暑期学校。我们期待和呼吁，各国高校充分利用信息和智能技术，共享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推进全球教育普及和公平，为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