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信息与决策参考
2023年第7期
高教研究所 2023年9月28日
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下）
目 录
1.张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智慧教育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2.程文耀（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通过跨学科教育和研究改变新加坡国立大学
3.安德鲁·汉密尔顿（纽约大学名誉校长）：全球网络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来自耶鲁、牛津和纽约大学的展望
4.哈姆迪·舒克尔（马来亚大学校长）：学术的新时代——通过合作学习和研究应对全球挑战
5.杜江峰（浙江大学校长）：一流大学的使命与战略前瞻
6.巴德里西奥·奥尔蒂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副校长）：国际化的挑战与机遇——公共教育视角的研究
7.顾赛（英国华威大学副校长）：大学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保持竞争力
8.高松（中山大学校长）：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卓越人才
9.王云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面向未来需求，体系化培养人才“四种”能力
10.雅克·弗雷蒙（渥太华大学校长）：全球大学在变化世界中面临的挑战
7月30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组委会发布了“北京倡议”，共有来自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位嘉宾现场参会，65位高水平大学校长围绕“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这一主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高等教育信息与决策参考》围绕该主题，对相关报告进行集中选编。
张军：智慧教育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当前，随着大数据、大模型的不断发展演进，人工智能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因素。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推进了教育形态的发展变化。在向智慧社会迈进过程中，教育发展将由“规模扩展”转向“以人为本、自主创新”。究其根本，在于授业解惑的教育模式、工业标准化教育观念已无法完全适应当下由于人工智能、AI和元宇宙对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教育正从工业化向智能化转变、从标准式向创新式发展，这一转型将打造出一个内容精准、自主个性、群智协同、学创合一的智慧教育生态。教育生产力的变革促进了教育生产关系的重塑，传统以人（教师和学生）、机（信息技术媒介）、物（知识）构成学习空间的教育生产关系转向以人为中心，机（教育大模型）、物（新知识）、穹（元宇宙学习空间）协同发展的新的教育生产关系，实现智慧时代教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平衡。
智慧教育的核心特征是“人本性、成长性、持续性”，即以人为本、知识衍新、创新涌现。一是以人为本，其核心是学生有价值成长、教师有价值成就，这就要求学校从入学、实践教学、毕业设计、专业教育等各个环节个性化设计学生成长路径；同时，通过学术赋能、因材施教等方式促进教师的职业发展。二是知识衍新，北京理工大学提出了五维教育，通过时间、空间和知识维度的贯通融合，打造无处不在、高质即时、融感联动的教育空间，实现知识的智能驱动、成长衍新。三是创新涌现，将教育大模型（如，ChatGPT等）运用于教育教学中，利用其知识快速获取、启发互动、本质探索和衍新创造的特点，帮助学生提升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
智慧教育不只是技术手段的变化，核心是促进了知识与知识、创造与创造之间的新的关系的产生。北京理工大学将智慧教育理念贯穿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中，提出了“寰宇+（iSPACE+X）”计划，体系化重构思政教育、专业设计、教育教学方法等核心要素。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全体系、全链条、全流程的培养体系革新。面对新时代人才需要及学生成长特点，从专业学科一体设计、培养方案重构、教材课程优化等方面进行改革，重点打造全数字化课程。着力推动“三谱合一”（知识图谱、素质图谱、能力图谱）下的人才培养，通过将知识图谱与学生的素质图谱进行匹配，最终构建出学生的能力图谱。学校正在形成新的教育范式，把智慧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各领域。
二是推动知识衍新，打造集感知、网络、计算、服务为一体的智慧教育平台——“延河课堂”。北京理工大学延河课堂是学校智慧教育实践的重要载体，实现了数据共享、知识互联、群智协同、教育智学等，推进了知识的衍新创造。以“熵”为例，熵已经从最开始的热力学概念延伸扩展到信息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实现了知识的增值、迁移和创造，并构建了其特有的知识空间。在智慧教育中，学生们不仅学习某一知识点，而是掌握整个知识空间。
三是加快创新涌现，以教育大模型赋能教育教学改革。北京理工大学构建了以模拟教学场景的学习大模型、以提高学生思辨能力的知识大模型、以培养创新思维的大模型，不断推动实现新知识的衍新创造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涌现。例如，北理工打造了“数字徐特立”，为学生们讲授党史、校史；在第13届挑战杯中首创数字参赛者——灵，并打造了元宇宙空间；学校数字仿真团队在2022年北京冬奥以及第31届大运会中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未来，智慧教育将朝着绿色教育的方向发展。在智慧教育的技术和理念的基础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实现人尽其才、教学相长、和谐共生，即通过智慧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才培养效能，最终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程文耀：通过跨学科教育和研究改变新加坡国立大学
从很多层面来讲，大学就像一个人。一个人未来走向何方取决于他从哪儿来，以及所处环境带来的影响，也就是大学的历史。190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是一所服务于国家医疗需求、规模非常小的医学院。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逐渐开始服务国家的更多需求，而目前则是服务全球的需求。
今天，我主要想讲两点。第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已成为一所多元化大学。第二，我们正在推动多学科教育和科研多样性。在研究领域和教学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有32000名学生，17个本科专业，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此外，我们还有2000多名教职工。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家，我们其实已经能够满足整个国家的教育需求了，但我们希望能为下一代提供更多机遇。我校60%的师资来自新加坡，40%师资来自其他国家，这样能确保师资多样化，也为全球学生创造研究领域多样化的机会。为服务新加坡，我校80%的本科生来自本土，20%的本科生来自其他国家。但研究生的构成几乎相反，70%的学生来自其他国家，30%的学生来自本土。为什么在新加坡我们可以吸引到全球的研究精英？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非常多样，我校有两个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音乐学院、设计与工程学院等16个学院。
两年前，学校开始了重要的教学改革，其中一项是让学生获益更多的基础性改革。我们开设了通识课程，希望学生对新知识有全局性的了解，建立了人文与理学院、设计与工程学院和新的“国大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健康科学学院、计算机学院和商学院进行了教学改革，希望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不同学院、不同系、不同部门的学生可以选择本院的课程，也可以跨学院选择课程。不同学院、不同系、不同部门之间可以打通壁垒，实现知识融合和跨学科研究，为学生和研究人员创造更多元化的合作机会。
科研方面，我们建设了跨学科研究平台，推动研究平台的创新，例如，研究如何引领新加坡成为智慧国家、如何提高城市韧性并寻求解决方案、在材料方面把人工智能和传统材料结合起来等。此外，我校还打造了能容纳9万多市民的女皇镇保健区，这个社区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80%的居民住在公共住房区，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我们多方合作，共同关注健康的多重决定因素，并且与居民和社区合作伙伴共同创建和试点解决方案。新加坡是非常典型的严重老龄化的国家，老龄化问题迟早需要解决，所以我们邀请了全球多所大学与我们合作，共同研究如何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
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一个多学科开放和包容的社区——城市科学中心。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城市。它其实是以城市化的概念设计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未来的城市、城市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邀请大数据或者城市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共同研究更适合下一代城市发展的新方案。
最后总结一下：首先，新加坡国立大学已成为一所处于技术和文化十字路口的多元化大学，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责任去面对这些问题。其次，我们正得益于多学科教育和科研的多样性，以促进现代社会和工业日益多样化。以上将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社会和工业日益多样化的问题。
安德鲁·汉密尔顿：全球网络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来自耶鲁、牛津和纽约大学的展望
今天我要讨论的话题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作用。国际化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为各国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学术、社会和经济利益。它不仅提供了跨学科的新视角，也给学生提供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增加对所访问国家的了解。不同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大学，采用的国际化途径也不同。在国际交流过程中，我们会把自己的文化、历史、政治的视角都呈现出来，这对访问学者或者国际学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国际化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的或令人惊喜的结果，但也有失败的案例。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案例。第一个来自纽约大学。大家知道纽约大学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化大学，在全球有不同校区，这些校园都是高度多元化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把全世界的学生带到纽约，同时也把美国学生送到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的交流，对于大学国际化发展也有益处。过去16年里，纽约大学已经发展了阿布扎比、上海和纽约三个充满活力的校区。此外，还在马德里、巴黎、佛罗伦萨、布拉格、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柏林等地建立了12个小型校区，形成了我们的全球网络。通过这种方式为大家提供不同文化碰撞的机会，让大学能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发展。
纽约大学上海校区和阿布扎比校区提供四年制学历教育，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学生群体。学生无论是在纽约、上海，还是在阿布扎比注册，都可以在不同校区进行学习。我们还有暑期学习，对学生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学生们可以到纽约本部上学，这是他们非常期待的。上海校区和阿布扎比校区都非常好。阿布扎比校区与纽约校区和上海校区非常不一样，应该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学校。那里有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为学生们提供了学习阿拉伯语、与中东人接触的机会。上海校区则非常独特地结合了中美教育优势，51%的学生来自中国，49%的学生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这里我们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办学，采用的是博雅教育模式。学生通过在不同的校区学习，获取不同于本土文化的观点。尽管在不同校区学习，但并不影响他们正常获取学位和学分，因为所有校区都相互协调、共同合作。
第二个案例来自牛津大学。我在牛津大学担任了七年校长。牛津大学是一所具有九百年历史的大学，牛津地区对学校发展非常重要，学校有着非常强的地方归属感，因此不开设海外分校。尽管不建立全球校园网络，牛津大学仍然有很多国际合作。从十二世纪开始，学校就开展了国际合作，打造了牛津的自有网络。比如，在泰国、肯尼亚、越南等地有热带病研究中心，几百名研究员在这些地方学习，研究登革热、疟疾、艾滋等疾病，这说明国际化和全球网络发展具有不同的形式。
第三个案例来自耶鲁大学。我曾任耶鲁大学教务长。耶鲁大学也具有悠久的国际合作历史，有很多成功的海外项目，比如北京的暑期学校。但我们也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比如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倡议，耶鲁大学在新加坡开设了一个新校区，把美国博雅教育带到亚洲来，但2022年双方合作伙伴关系终止。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我认为，耶鲁大学投入不够，没有在合作项目中授予学位。而纽约大学不同，学生在上海校区拿到的学位，和纽约本部的学位相同。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双方都必须全力投入到合作中。有的时候合作会有各种问题，例如，合作伙伴关系面临着挑战，学生去新的国家生活面临的不同价值观可能会挑战自我认知，学校国际化网络不能覆盖所有地方，学生能否负担这样的项目，政府关系、地缘政治威胁等等，上述问题都会给合作带来很多困难。大学间的合作非常重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继续推进全球化，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在世界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做好准备，全力应对。
哈姆迪·舒克尔: 学术的新时代——通过合作学习和研究
应对全球挑战
全球挑战不胜枚举，例如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贫穷、粮食安全等。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记录，2023年7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气温比工业化时代前高出约1.5摄氏度，对全球带来巨大影响。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和贫穷问题愈发凸显。联合国难民署预测今年难民数量将再攀新高，需要大量的资源应对该危机。此外，粮食安全也是一个大问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的报告，有超过2亿多的全球人口将面临粮食供应不足问题，现在这个数据还在不断攀升，令人触目惊心。不仅如此，我们也看到紧张的地缘政治为世界多国带来的苦痛，粮食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而这些挑战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
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难民署等发起了许多全球性倡议，其中不少得到了落实。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学如何在其中尽一份力？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代表学术界的大学领导者，校长们在解决这些全球挑战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说，现在地球的状况非常糟糕，但同时仍充满希望。现在是时候去改变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团结协作，人类只有团结才能生存。因此，全球合作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多年来，大学间建立了很多双边合作伙伴关系，签署了不少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了很多全球性联盟，比如国际大学联盟、英联邦大学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此类联盟的数量众多，而且联盟间也有合作。那么，是否可以说，大学间的双多边合作就足以应对全球挑战呢？我认为，学术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要打造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应对这些全球挑战。
学术界的新时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一座大学都是引领者，要引领创新、引领国家、引领未来。在学术界，我们要持有中立立场，因为科学是独立而客观的。我们应继续努力打造合作伙伴关系，实事求是、客观看待事物，并在此基础上跨越国家的界限开展合作。因此，我建议，学术界要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所有大学应像联合国一样组成一个大家庭，更重要的是，要协同努力来应对全球挑战。当然这绝非易事，需要所有大学认真对待并全力投入，但我们相信，建立这样的联盟足以应对全球挑战。
全球大学尤其需要在研究方面协同努力，例如联合开展气候变化研究，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和在联合国层面开展联合研究。有时候因为专家关注点不统一，很难开展联合研究，因此我们需要区域性和国际性的联盟来协调统筹。而且研究成果应当能够影响政策的制定，加强世界各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理想化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在更高层面得到执行。
各位也许都认同学术合作伙伴关系必须要超越地缘政治的冲突和界限。我们有各自的利益和目标，但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求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最后，我想引用海伦·亚当斯·凯勒的一句话，那就是“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Alone we can do so little, together we can do so much）。
杜江峰：一流大学的使命与战略前瞻
一流大学是国家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支撑，历史上众多世界一流大学都在与国家同频共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剑桥大学产生了理论力学体系和电子学理论等基础科学的重大成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理论依据，引领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现代一流大学应该如何发展、承担怎样的责任使命是一个值得探讨深思的问题。2023年6月，浙江大学发布了《使命愿景红皮书（2023版）》，提出了具有浙大特色的办学使命，即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致力于思想引领和知识创新，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卓越贡献。下面，我想结合会议主题及浙大实际，谈三点思考。
一、教育图强：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教育是一所大学的根本，无论时代如何变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始终是高校的职责所在。当前，无论是AI技术还是ChatGPT，无外乎是数据、算力以及算法的迭代发展。高校培养的学生应当具备掌握并运用这些现代工具、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卓越人才。
从基础学科规律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学科包含数理化、天地生等，以获取新知识、揭示新规律为目的。基础学科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源头。如磁共振科学技术的发展，归因于物理学、化学、生理医学等方面的重大理论突破，并催生了千亿级别的磁共振成像与谱学产业。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三方面支撑。从人才维度来看，大学应当培育学生强烈的好奇心、质疑与批判精神。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宣言中提到的，“高校必须培养学生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寻求问题解决方案，使学生掌握有效表达能力、创新和批判性分析能力、独立思考和团队合作能力。”从教育者维度来看，大学应当拥有言传身教、精神感召的学术大师，提供学知识、做研究的一流平台，以及包容创新、崇尚创新的创新氛围。从政策制定者维度来看，教育应当避免急功近利，系统性长期支持，多元化投入，进一步健全基础学科研究人才的评价机制，支持新型高水平研究机构建设发展等。
以浙江大学为例，我们建立了从中学到研究生阶段的长周期贯通培养模式，不断深化大学中学贯通、本博贯通、科教贯通、产教贯通、学科交叉贯通等，助力学生在多平台、多领域提升基础能力、专业能力和研究能力，加快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与此同时，我们鼓励学生在创新发展中推进创业转化，建立了全链条创业体系。一是激发创业意识，学校设有154门通识课程、编写了16部教材，打造了《创业基础》MOOC课程，年访问量超过千万；设立了全国首个创业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开展了中美法联合培养全球创业管理硕士生项目等。二是培育创业技能，学校入选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设了30个院级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开展了75大类140余项学科竞赛，设立了20余个创新创业类学生社团，深入推进产学一体，加快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开展了18个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卓越培养项目等。三是对接创业融资，学校利用浙大校友企业总部经济园、紫金众创小镇、全球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孵化创业企业，开展校友创业大赛，通过校友设立的投资机构等汇聚资源，助力企业融资发展。四是推动创业公司落地，学校提供强大的项目技术、创业辅导等，对接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工商注册、税务登记、代理记账、法律咨询、财务规划、税务筹划等服务。
二、科技制胜：锻造战略性引领性科技创新力量
当今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前沿性、颠覆性和非对称性创新日新月异，科学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学科交叉成为重大科技突破的主要趋势，基础研究愈发成为解决核心技术的关键推动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加速创新范式演进。一流大学应当紧紧围绕“四个面向”，坚持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并重，强化战略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努力成为重要创新领域的领跑者、新兴前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
以浙江大学为例，一是强化基础研究，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大团队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推进国际大科学计划。二是加强科技攻关，在重大领域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整合优势力量承担国家研发任务，积极培育重大成果。三是打造国之重器，建强全国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医学中心等重大创新基地。四是推进交叉会聚，实施面向2030的学科会聚研究计划，推动文理交叉、医工信交叉、农工交叉、医药联动。如我们成立了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汇聚了包含工科、理科、信息学科以及人文学科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脑科学交叉研究平台，研制成功我国首台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类脑芯片的类脑计算机，同时也是目前国际上神经元规模最大的类脑计算机。
三、人才引领：构筑全球学术影响力的人才群峰
一流人才是引领科学中心转移的风向标，世界的科学中心首先是世界的人才中心。16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了4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一是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科学发展。二是17世纪的英国，产生了牛顿、波义耳等科学大师，开辟了力学、化学等多个学科。三是18世纪的法国，基础学科在这个时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四是19世纪的德国，产生了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一大批科学家，创立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细胞学说等重大科学理论。五是20世纪的美国，产出占同期世界总数60%以上的科学成果，集聚了全球近50%的高被引科学家。《全球人才流动趋势与发展报告（2022）》指出，世界主要国家的人才竞争力指数旗鼓相当，亚洲国家跟欧美国家人才竞争实力平分秋色。
面向未来，一流大学要营造以人为本的最优人才生态环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人才真正“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有发展”。因此，浙大面向不同人才群体，提出了拉高标杆、分类培养的思路，对各类人才精准施策、精心培育。以浙大数学学科发展为例，我们结合国际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打造了数学高等研究院“人才特区”，通过营造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赋予充分独立的自主权力、完善激励评价制度、提供个性化服务等，取得了一批引领世界的标志性成果。
巴德里西奥·奥尔蒂斯：国际化的挑战与机遇——
公共教育视角的研究
我想围绕如何应对国际化挑战并把握机遇，分享一下拉丁美洲大学的做法。
大学有两个功能，一是生产知识并帮助学生获取知识，二是承担社会责任并帮助学生融入社会。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地缘特征，因此，我们常常思考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将就业市场和高等教育紧密连接起来。高等教育能够帮助学生积极应对未来挑战，并成长为国际公民。
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如何发挥作用呢？如今我们处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已经战胜了全球共同挑战——新冠疫情，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经验，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深化各领域的全球化合作，包括科学研究和校际合作。
2016年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逐步形成了大学间的联系网络，涉及欧洲巴塞罗那、马德里和拉丁美洲墨西哥城、圣保罗等地的大学。建构大学网络后，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开展联合科研和人才培养，并思考如何融入到所在地区。这样的大学网络使我们能够把所有相关高校连接起来，无论这些高校有什么学科，我们都能将这些特色学科结合起来。由于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拉丁美洲和亚洲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区，特别是两大洲的互补性让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能开展合作。
我们应进一步思考，高等学校如何在地缘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文化差异和基础设施问题，实践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是缺乏非常完善的资金渠道；二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拉丁美洲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美洲及其它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同时，我们应思考如何拓宽资金渠道、如何加强和其他国家间的合作等，使亚洲、拉丁美洲能够找到新的合作方式来解决难题。
今天我们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它们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推进发展计划。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已有超过30年的先进科学技术使用经验，这些经验以科技创新的方式推进我们的科学计划和项目。我们和中国很多高校开展联合研究，这些合作成果也证明，这种合作方式对于我们都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达成合作目标，我们应更加注重当前的重要任务——将科学技术融入到国际合作和全球化进程当中。
顾赛：大学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保持竞争力
当前，我们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大学领导很难作出长远的规划。华威大学成立于1965年，其中一位创办者，是来自剑桥的研究员斯蒂曼，时年38岁，具有卓越的意志和创新能力。他写了5封信给5位数学家，邀请他们一起创办大学，然而大家都没有接受，但是他并没有气馁，最后获得了全员同意。在斯蒂曼的带领下，华威大学数学系名列英国前三，他也成为了英国数学协会的会长。这证明华威大学的校训Mens agitat molem（智慧可以移山）成就了英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我于2020年加入华威大学。学校原计划与中方建立多项合作，然而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中国学生纷纷离开英国。我们担心中国生源减少将导致国际学费流失，影响学校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个问题并未发生，学校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维持线上教学。虽说技术拯救了大学，但实际上还是合作的意愿才让我们摆脱了困境。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是否还需要英国的教育？那一年中国教育部批准了几百个新的联合研究项目，同时还允许中外大学联合办学。
疫情让我们的合作精神显得愈发珍贵，也促使我们思考与反思现行大学的模式。国际化大学应该更有韧性，更能应对危机以及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它能让英国的学生到海外学习，去体验不同的环境，让他们成为全球公民；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只有家境富裕的学生才能到英国留学。国际化大学能招揽更多人才，为当地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我们扪心自问，英国大学是否能够持续吸引国际学生。我们需要找到可持续的方案，而国际化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跨国界、跨宗教和跨地缘政治的合作精神使我们有能力应对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几年前，我与英国一些大学的教授联系并创建了全英华人教授协会（ABCP）来促进中英合作。如今协会成员包括几乎所有英国大学的数百名教授。疫情初期，英方都在担心个人防护设备短缺，协会就向中国合作伙伴提出请求，是否能向英国运送一批个人防护设备。后来，我就看到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在用从中国运来的个人防护设备；我去超市里买防护口罩时，还有一位当地老人向我致谢。这样一个小小的善举，就能给我们在疫情的黑暗日子里带来希望。当时我们还在线上对一万多名学生进行调研，看他们是否还愿意在有提供奖学金的前提下前往英国求学，学生的反馈都是非常积极的。此外，在疫情封锁期间，我们还调研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微信小组，聘请了心理辅导员来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我再分享一个故事。英国广播公司在成立100周年时评选了4位上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其中3位分别是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阿兰∙图灵。最后一位科学家拯救了百万人的生命，她的发现被赞誉为医药界在上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亲身进行了首次药物试验，她就是屠呦呦，上世纪科学界的一个典范。然而我们往往会忘记，她这项让全球受益的研究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如果用地缘政治的眼光来看待科学，我们将无法看到科学真正的光彩和美妙之处，这将使我们回到从前暗淡无光的黑暗时代。
高松：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
卓越人才
在生命健康领域，中山大学与伯明翰大学共建了临床试验中心，联合培养全科医学骨干人才，并致力于推动完善外科规范化培训制度与实践，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标准、体系和模式。
各国的大学在加强沟通的基础上，要找到合适的“支点”，使用合理的“杠杆”，并通过深入合作，推动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理解和交流能力的人才，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我们要找到支点。我想这个支点应该是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山大学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于2016年牵头组建了粤港澳高校联盟，推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学术圈。目前联盟汇聚了粤港澳三地43所高校，并在不同学科领域和重要高校管理事务方面成立了55个专业联盟。合作是共识，发展是目标。我们热忱欢迎国际伙伴能够携手联盟，共同绘制世界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蓝图。
其次，我们要找到杠杆。我想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特别是跨学科合作。大学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不同国家、不同大学、不同学科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应对全球性复杂问题的重要路径。医科是中山大学的优势学科，拥有丰富的医学教育和临床资源，我们与美国哈佛医学院附属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开展深度合作。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近年建造了一艘国内排水量最大（6800吨）和性能最先进的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中山大学”号，也希望能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我们希望与各国大学合作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引领科技创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多的科学和技术方案。
二是共同培养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型复合人才。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未来远比现在更加多样化、更加不确定。培养具备学习力、思想力和行动力的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型复合人才，国际化的培养模式是重要的环节。十多年前，中山大学与法国民用核能工程师教育联盟合作成立“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已成功培养了462名达到国际标准的核电及相关产业高级工程技术研发和管理人才。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来校访问，对我们培养的青年人才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坚信，加大国际化人才培养是大势所趋，是参与全球化的“必修课”。
三是推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山大学建设的“中国—东盟海水养殖技术联合研究与推广中心”，除了在中国设有4个分中心，还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建立了4个东盟分中心，建立了涵盖东盟9个国家100多个机构的 “中国—东盟海水养殖技术协作网”和8个海外技术示范基地，建设东盟种质资源库，在境内外开展东盟科技人才培训。最近，我们也和北京大学一起在组织化学研究生的国际暑期学校。我们期待和呼吁，各国高校充分利用信息和智能技术，共享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推进全球教育普及和公平，为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王云鹏：面向未来需求，体系化培养人才“四种”能力
当今世界，随着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社会数字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加快从土地、劳动和资本向知识、数据和人才转变。高质量发展对人才质量、结构与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未来人才培养需求，高等教育的育人方式不断进行着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活动体系等多方面的协同创新。面向未来，高校需要进一步转变育人理念，关注社会变化趋势，回应时代要求，注重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作为理工科见长的高校，以培养未来的杰出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为己任，从人才培养的维度来看，夯实科学基础、涵养人文情怀，打牢工程能力、拓宽国际视野，是未来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实现这样的目标，我认为应该着力培养四个“力”。
第一，要有更加敏锐的质疑力。夯实学识根基特别是数理化基础应该是摆在首位的。在北航，我们实施了未来空天领军计划，构建了未来空天技术的专业平台，培养方案中高标准开设了高等代数、数学分析、基础物理学、基础生命科学等6门基础课程，课程对标理科难度，通过打牢学生数理基础，塑造学生面向未来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第二，要有更加卓越的组织协调力。北航构建了以团队为核心的特色育人模式，学生在校内自主创建科研平台，通过自发组队，分工设计、加工、装配、实验等环节，提升学生们的团队协作力。同时我们还注重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和人文素养，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等。本次论坛，北航有56位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是高校中人数最多的，通过这些课外实践活动来锻炼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
第三，要有更富激情的创新力，即工程实践能力。在育人环节，我们也探索了丰富的教学模式，如“科研课堂”“冯如杯”学生科创体系、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等，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提升学生的创新力。此外，北航还打造了各类平台项目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例如我们开展了递进式项目制育人体系，面向大一到大四学生分别开设新生探索、进阶探究、高阶挑战、科学研究等项目，在具体的项目活动之中提升学生的研究兴趣和工程实践能力。
第四，要有更加开放的全球胜任力，即国际化能力。我们搭建平台为学生提供到国外高水平大学学习的机会，构建了双学位、联合培养、交换交流等全学程、多层次的学生海外学习项目矩阵，多渠道推动学生走出去，增强跨文化理解与交流能力、合作与竞争能力。此外，北航在2005年便和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合作，共同建设了中法工程师学院，开展国际工程师联合培养的合作，已形成了立足本土的国际通用工程师学历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如今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成为中外合作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新范式。
雅克·弗雷蒙：全球大学在变化世界中面临的挑战
我担任渥太华大学校长已经七年了，让我震惊的是，渥太华大学近年来国际化的重要性已经从“有就好”转变为“必须有”。学生流动的全球化和科学的全球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大学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地缘政治的新角色。作为一所全球化大学，我们有责任在本地区、加拿大乃至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
有人曾问我是什么让我夜不能寐，这是一个好问题！作为一所全球化大学的领导者，渥太华大学在排名、声誉、学生流动性以及研究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有两个挑战确实让我困扰，一是技术对于大学使命的影响，二是在复杂的社会和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国际合作。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在大学也一样，人工智能越来越重要，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方式。疫情期间，渥太华大学学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学生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信息技术。疫情期间，数字通信的激增和ChatGPT等人工智能应用的出现，都在提醒我们，这种技术变革能够也必将持续影响人类。
我认为，人工智能和技术发展给大学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挑战，一是给教学和研究方式带来转变，二是我们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方法，以确保这些技术不会对人类有害。为了解技术在管理和教学系统中作用最大化时，是否可以解决或帮助解决系统中存在的虚拟世界、跨国教育、提高劳动技能和再培训等问题，渥太华大学启动了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技术在未来工作中的作用。今年该项研究完成后，渥太华大学将有一个更清晰、更大胆的愿景。
人工智能和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要围绕这些技术的社会影响开展必要研究和对话。作为全球化大学，我们更有责任为各自的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分析和研究，例如，研究这些新工具的规范问题和道德问题。我们有责任跨国家、跨机构、跨学科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造福社会和人类。
作为全球化大学，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与疫情大流行后的世界有关，至少在加拿大，科学的核心及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挑战。在加拿大以及很多地方，谎言和虚假信息正在成为社会运作的“新规范”，尤其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并不科学或不真实的感受反而成为了现实。我认为，这种“另类现实”威胁到了大学存在的本质。
作为学术组织和教育机构，我们在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世界中运作，这对大学的存在和科学的未来至关重要。信息完整性对于大学的共同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全球化大学在面对这一挑战时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当然，这一特殊地位也可以确保大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广泛传播，影响到全世界。
现代互联世界太小了，大学不能忽视它在促进地球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的作用，科学的进步需要通过信息和科学数据的公开交流而实现。全球的大学都必须发挥这样的作用，促进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实验室和研究团队之间加强合作。作为全球化大学，我们必须系统地向决策者和公众解释我们所做的和所发现的事情。在信息共享和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必须尊重各国的规则和做法。国家关切不应该被用作封闭科学传播或限制知识、学生和研究人员流动的借口。我们必须坚定地推动科学和研究的自由流动，还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全球化大学需要全球化领导者。正如我开头所说，全球的大学不仅要讨论高等教育的未来，还要就现状进行交流，这非常重要。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已经准备好了，愿意带领你们的大学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大学实践和关系方面形成一个共同的愿景，这将有利于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国家和全球化世界的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