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目 录
1.张军（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绿色教育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展望
2.卢晓中（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3.张来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碳中和与清洁能源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强化碳中和与清洁能源领域学科交叉建设
4.温宗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秘书长）：环境科技创新助推绿色可持续发展
5.詹姆斯·道格拉斯·布罗迪（英国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副校长）：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大学与产业合作
6.乔瑟普·玛利亚·加雷尔（欧洲大学协会主席）：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高校的任务与使命
着眼全球高等教育变革趋势，深入分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历史方位、形势挑战，深入探究绿色教育理念框架下高等教育转型的中国策略，对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高质量建设，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有特殊重要意义。《高等教育信息与决策参考》以此为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集中选编。
张军：绿色教育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展望
发展绿色教育，是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新路的探索和实践。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绿色转型，就是要全面推进“科学组织的治校理教”，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强化办学特色优势、激发师生担当作为、加强多方协同联动、构筑一流文化生态“六条规律性认识”，通过构建绿色育才树人体系、绿色学科发展体系、绿色科技创新体系、绿色文化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办学的组织化、科学化、特色化、全员化、协同化、人文化水平，从而实现以人为本、开放共享、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的绿色发展。
一、进一步聚焦人才自主培养，着力构建绿色育才树人体系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其内涵、形态、方法、手段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构建绿色育才树人体系核心在于实现高等教育育人目标、过程与效果的有机统一，全力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塑思想”先行，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有机贯通人才培养体系。教育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正发生革命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入脑入心、见行见效的挑战更加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慢、变得浅，都将成为开展“有效教育”的阻碍，急需我们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改革创新。一是强化学思践悟协同，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以建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关键首课”“拿手金课”为立足点，发挥好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充分激活其他蕴含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各类课程，形成同向同行。二是强化红色育人协同，挖掘运用好党史国情、校史校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红色基因有效融入教育教学的内涵和路径创新，完善内容和形式设计，夯实思政课文化力量根基。三是强化课程浸润协同，“活化”理想信念教育，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和载体，让思想政治教育鲜活起来、融入课程、深度浸润。四是强化思想政治场景协同，深刻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场景，探索让学生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收者”向“创造者”转变，推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载体的不断自我迭代升级与进化，建设“泛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2.“优质量”贯穿，以教育教学改革系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落实“以教为先”，就是要站在“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始终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摆在首要位置，深刻认识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极端重要性，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崇尚教学、崇尚教师、崇尚教书育人，推进人才培养改革不断向深发力。一是更加注重价值的提升，不断强化师生思想引领、政治引领，引导师生深植红色基因，有效激发师生的思想力、行动力、创造力，培养更多有报国强国大志向的挺膺担当奋斗者。二是更加注重知识的提升，采取教学供给侧改革，及时开展专业、教材、课程及培养方式的动态调整，拓展学生知识养成的广度、深度和黏度，更好领悟新知、融合创新。三是更加注重能力的提升，推动“实战化”能力创新，对接国家亟需紧缺、强化校企深度联动，让学生真实践、真研究、解决真问题、产出真成果，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真培养”。四是更加注重视野的提升，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要围绕让“平视世界的一代”能够引领世界，注重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中国情怀、人文素养，充分挖掘学生个人潜能，体现个性化全素质成长。
3.“融智慧”赋能，将空间三维、时间维、知识维为一体的“五维教育”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程。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应用，通过教育教学在空间三维的“泛在高效”，时间维的“随时即时”，知识维的互鉴、融通、联动，推进学与教的实时互动、精准互促。一是在“学”一侧，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沉浸式、交互式学习空间，捕捉并构建学生素养、知识、能力图谱，对学生个体在价值塑造、知识养成和实践创新等方面进行精准画像、精准评价，进而精准投送教育教学资源。二是在“教”一侧，消除传统教学的时空障碍和方式壁垒，打造视、听、触、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增强教学过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为学生的知识获取、知识内化、知识增值提供全方位服务，实现由单一到全人、由群灌到精准、由能力到品格的育人模式创新。三是在“教”与“学”互动上，借助信息技术优势，注重提升智教能力，深化推进教学供给侧改革，通过大数据进行师生互动的成长分析，通过精准评判实现群智互学互促。
二、进一步聚焦学科自主构建，着力构建绿色学科发展体系
学科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最核心的基础单元，是“三位一体”的汇聚点。构建绿色学科发展体系，就是要强化“四个面向”，加快学科分类建设、深度交叉、融合互促，支撑带动学科建设水平整体提升，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奠定坚实学科孵化基础。
1.优学科组织模式。通过优化学科组织模式，可实现人才、项目、资金等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效益最大化，有利于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要着力完善优势与特色、传统与新兴、应用与基础、综合与交叉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学科总体布局；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超常布局急需学科；聚焦“高精尖缺”领域打造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学科群。要聚焦国际科技前沿和核心关键领域，从科研方向凝练学科方向，从极端边界探索新质力量，支撑培育一批战略学科。要拓展有扎实基础、资源聚合力大、引领带动性强的大战略学科方向，以建强基础学科，推进发展特色学科，支撑拓宽新兴学科，打造新的学科增长点。
2.强人才智力支撑。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基，是科技创新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推进学科建设提质升级的最关键要素。要推动以团队引人才、以人才带人才、以平台聚人才，发挥好党组织吸引人、凝聚人、引领人作用，推进人才引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转变。要畅通人才分类卓越发展通道，激发广大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提升人才队伍集聚效应、头雁效应、倍增效应。要面向欧洲、中东、中亚等地区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新场域，在世界人才大流动中吸引一流师生来华，打造抗压防变力强、更具韧性弹性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格局。
3.破学科专业壁垒。要强化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促进方向、资源、组织一体谋划、统筹部署，跨学科构建知识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孕育新兴优势学科、促进优势学科发展打牢坚实基础。要打破组织边界与资源壁障，推进跨学科建团队，搭建多元化学科交叉平台，畅通跨学科人才、资源、成果流动管理体制机制，以加强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对话合作、交叉互动，拓展更多新前沿、新基础、新交叉学科领域，孕育和发展高水平交叉学科。
三、进一步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着力构建绿色科技创新体系
立足“两个大局”新形势，构建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就是要以当前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提升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水平，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1.推进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有组织”科研、“有组织”创新，高度聚焦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双轮驱动”，从科技前沿中探索前瞻性基础研究方向，从国家重大工程中持续凝练基础科学问题，推进科学探索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相互促进。加大对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打造高质量基础学科研究平台，优化基础学科师资队伍，以基础学科研究带动核心技术突破。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着力研究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开辟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从制度机制上支持鼓励基础研究，探索完善长周期考核机制，鼓励自由探索和团队建设相结合，量身定制基础研究人员成长方案。
2.积极培育重大战略布局。强化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对接，以服务国家为最高追求，以国家战略需求为最大导向，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前瞻谋划新质新域重大选题，集聚合力强化新质新域重大问题攻关。加快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科学中心、国家创新群体等大平台的谋划建设，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着力打造一流平台设施，建立协同共享制度机制，提升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使用效益。加强与国际知名院校、科研机构、领军企业的科技交流合作，创新制度机制加强国际科研交流合作，另辟蹊径用好国际创新要素，为新形势下打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贡献力量。
3.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着力提质科技成果转化，融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强化校地、校企产学研加乘聚力，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科技创新体系，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金融赋能+人才支撑”全过程生态链。坚持用“高精尖”成果服务引领生产力迭代升级，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质量创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率转化”工作模式，以重大科技突破推动形成技术产业创新动力。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研究，为提升全产业链水平贡献方案。
四、进一步聚焦坚定文化自信，着力构建绿色文化治理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仍在经历自身发展与全球发展的深度交融碰撞。构建绿色文化治理体系，就是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和路径，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范型，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念、制度与行为的有机整体，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新范式，使中国高等教育更加具备国际竞争力和文化自信。
1.推进科学组织的治校理教。在资源边界约束下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创新发展，加快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联动、形成优势，关键在于发挥我国高校坚持党的领导的特殊优势，推动党建与学校治理深度融合，通过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转型升级，推进高校办学治校由传统的有序化、结构化管理，向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管理的转变，实现治校理教“治”的科学、“理”的高效、发展的高质，让办学治校更加符合大学建设的内在逻辑、更好满足强国建设的外在要求。推进科学组织的治校理教，强调科学组织与统筹谋划，以动态平衡机制推进组织体系的持续优化与精益管理，提高组织化水平；强调科学规范与决策支撑，完善研究决策和抓落实工作体系，系统优化工作机制和流程，提高规范化水平；强调科学管理与集约控制，加大资源整合配置的统筹力度，提高全资源统筹率、全要素生产率、全方位提质率，提高精益化水平；强调科学转型与智慧变革，科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工具和手段，重塑大学组织生态，助力学生有价值成长、教师有价值成就，提高智慧化水平。
2.夯实一流大学的文化根基。中国高等教育独特性的历史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文化模式的生成必然要求持续推进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培育大学的文化软实力。文化是一所大学个性特征的重要标志和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体现，在大学办学中，仅强调能力建设、指标体系，不能支撑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远目标和需求，需要高度重视制度、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教育内涵发展丰富并拓深。就是要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挖掘学校的办学传统、人文底蕴和校园风采，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高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格调高雅、底蕴深厚、催人奋进、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文化，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育人优势，让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形成办学文化优势。
3.提升开放办学的能力水平。要勇于开拓教育国际化的新环境新平台，推动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更好地走向世界。要全面打造教育命运共同体，坚持以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以实现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更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方向，依托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互利共赢、包容发展，引领助力中外教育交流合作不断达到新高度。要聚力探索高校境外办学，围绕走得出、留得住、办得好，加强对高校境外办学实践的专业化指导，持续完善资源保障机制，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质量保障和评估体系，不断推进高校境外办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中国大学更好“走出去”。要重点推进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加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完善学生赴国际联合机构、国际学术组织等实习的工作机制，聘任在国际组织任职的高级别官员和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学术导师，培养大量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为全球治理体系调整变革提供更多有影响力的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卢晓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传统研究型大学“研究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现实情境中的特定需求，强调科技成果服务社会的理念，期冀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改善社会福祉，努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回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因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了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受到国家和地方愈来愈多的重视，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应如何避免“昙花一现”的现象，或是如何走出“新瓶装旧酒”的窠臼。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切实践行自身产生的动因与目的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趋势和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方向，其核心是不忘初心、遵循规律，突出体现在守正创新。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践行其产生动因，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和存在的理由。脱离了初心，新型研究型大学就失去了“新型”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由兴到衰也就不可避免。而遵循规律对任何事物的良性发展都十分重要，也是事物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而言，遵循规律尤其重要，因为其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遵循现有规律，更需要探索和发现新规律，这就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须守正与创新。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守正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守正，指的是要守其作为研究型大学共同的“研究性”之正，而且其“研究性”有了新质的成分，也就是一种新质的“研究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国之重器”的作用，立足世界科技前沿，在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领域发挥“领头羊”作用，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以科技重大创新，特别是攻克“从0到1”的科技难题、解决国家“卡脖子”核心问题为己任，在物质科学、生物技术前沿领域、人工智能以及集成电路等尖端领域展开研究，为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二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水平研究型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同时注重培养具有多学科、跨学科背景的顶尖复合型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质“研究性”为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指的是要创“学科交叉融合、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之新。这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学科交叉融合和战略性新兴学科的创生与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具体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举措来培养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进而提升科技领域内的颠覆性创新水平，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创新动能，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创新动力。二是与交叉学科和战略性新兴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探索构建跨学科、超学科的学术组织架构，为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可行的组织环境。在这一点上，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较好的实践，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打破常规，创新性地组建了功能、信息、系统和社会四个枢纽（hub），每个枢纽均有多个以新兴领域为研究方向和重点的学域（thrust）。这里的“枢纽和学域”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传统院校中“学院和系”的关系，而是一种致力于打破学科间壁垒及界限的动态学术组织架构，目的是积极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以发挥协同效应。类似的探索国外院校也有，如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围绕四个支柱（pillar）产业和两个集群（cluster）提供跨学科课程，旨在培养能够应对未来变革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实际上，对于探索和重构学科架构之类的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给予支持。如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指出，“优化以学科为基础的建设模式，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不拘泥于一级学科，允许部分高校按领域和方向开展学科建设。”从学科结构体系来看，这里的不拘泥于一级学科，涉及向上和向下两个维度：向上维度意味着跨越一级学科边界，走向学科间交叉融合的一种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关系；向下维度意味着一级学科内部的结构重构，这种重构同样也是通过交叉融合来实现，即以一级学科的某个二级学科（领域或方向）为建设主体，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
值得提及的是，早在2011年的《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调整和颁布后，高校学科建设便由二级学科转向以一级学科为主导。2022年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继续沿用了2011版目录中的以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为基本单位的分类框架。一流学科建设主要集中在一级学科层面，给予二级学科（领域/方向）的空间相对有限。虽然出于学科综合和交叉融合的考虑，一流学科建设主要定位于一级学科有其合理性，但是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及学科分化的发展趋势，相对稳定的二级学科仍然是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说，“按领域方向”的学科建设意味着二级学科以一种隐性方式从“退场”状态过渡到“返场”。这也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构建跨学科、超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良好契机。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型”即“新质”，而新质就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发展，即选择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并不完全相同的发展定位和道路。不管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产生动因如何，它们无一不体现这种错位发展，而且这种错位发展是研究型大学多样化发展的体现，是整个研究型大学群体（或部落）的活力所在，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众所周知，错位发展需要着眼于扬长避短（或补短）。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长”在于：一是人才培养起点高，小而精，集中全部资源重点发展高水平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二是关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过程中的特定需求，聚焦特定科技前沿和重大战略研究；三是办学时间相对较短，不存在历史包袱，各方面尚未定型，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大胆改革基层学术组织结构，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的藩篱，为培养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制度环境；四是其学科设置与新兴产业密切相关，从市场需求和技术转化中挖掘研究问题，致力于弥合我国创新断层的问题；五是推动科学研究与产业转化之间的深度对接和全面融合，构建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新生态。相较于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短”在于其学科主要集中在有限的理工类学科，学术生态较为单一，办学历史短，人才培养经验有待积累，经费来源不稳定等。因此，错位发展就是要扬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长，尽量去避新型研究型大学某些之短，并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在可能的条件下去补新型研究型大学之短。
另外，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而言，其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这类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同样需要扬长补短以守正创新，即扬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之长以守正。而补传统研究型大学之短需创新，因为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相比，传统研究型大学之短在于机构体量较大，体制机制复杂，院系结构相对封闭，科学范式常规单一，与产业结合不够紧密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长为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方向。总之，扬长补短也可以作为传统研究型大学应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策略之一。
实际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错位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趋势，也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改革发展的方向。从长远来看，今天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固守“研究性”这一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将向着这一趋势和方向逐渐形成相向奔赴的趋同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同类型的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殊途同归”，最终也将成为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样态。
张来斌：强化碳中和与清洁能源领域学科交叉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整体谋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化改革的内涵更加丰富，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并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等方面有很多新内涵，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科技人才规律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深刻洞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单独成章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而且3条具体的改革支撑内容都来自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在内容摆布上总结了5个特点，其中第二点就是专门针对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进行说明。
高校是教育、科技和人才的集中交汇点，也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贯彻落实主体。高校在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过程中有很多抓手，下面我从碳中和与清洁能源领域的学科交叉建设谈谈个人体会。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既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碳中和与清洁能源教育专委会的责任和使命因素，更重要的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碳中和与清洁能源既是这项改革的基础性支撑领域，又是重要的工作落实抓手；同时，本领域的学科建设也是考验和检验高校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要试金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清洁能源既包括新能源，也包括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开发利用。这也是保障能源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观体现。
一、强化学科交叉，淡化建设交叉学科
交叉学科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一个新学科。这就意味着，这个新的学科具有特定的内涵，也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现在碳中和与清洁能源领域的很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都过分强调“交叉学科”，但事实上目前离“交叉学科”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还不够，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就更远了。“学科交叉”是当前可以进一步强化的务实做法，即针对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新的研究对象，坚持问题导向，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为未来可能有的潜在“交叉学科”及其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做点探索尝试。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更需要遵循学科形成的客观规律。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学科交叉”，学科交叉的生命力在于不同学科根据领域重大需求不断结合，不断重组，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各自学科的迭代升级。
二、强化有组织的重大科技计划布局
碳中和与清洁能源是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领域，涉及面非常广。本领域的现有研究也十分广，但存在短时间内集中布局、统筹协调不够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小而散低端布局、重复布局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就需要强化有组织的重大科技计划布局，需要和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进行密切结合。这对碳中和与清洁能源领域尤为重要，这个领域的学科交叉建设是重大问题导向的，需要依托有组织的重大科技计划布局，既考虑当前的能源转型现实问题，更要面向未来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目标。例如，要加强突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瓶颈，加快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开发、装备研制及大规模应用，特别是风光大规模高比例并网后，加快攻克电力稳定供应并实现高水平消纳利用难题。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要求更高层面的跨学科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从而在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完成中提升学科交叉能力。
三、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避免学科建设同质化
学科建设的主体在高校，而各个高校的特长优势不尽相同。现有的学科评估和评价体系遵循相对统一的标准，对这种差异性的重视还不够。事实上，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对高校的需求是多样的。高校特别是行业特色高校和综合性高校之间的特色优势异质性，对碳中和与清洁能源领域的学科交叉建设和跨校合作十分重要。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就显得非常必要和及时。后续需要进一步明确各类高校的发展定位，并建立与之匹配的分类管理和评价机制，形成系统的指挥棒，从而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塑造并发挥高校的优势。避免学科建设的同质化，形成越来越多的“单项冠军”，既有利于各自优势的最大限度发挥，更有利于各方面优势的综合集成，为学科交叉在更高层面的突破提供可能。
四、通过深化机制改革来拓展和融合学科交叉建设的各类资源
学科建设需要持续的大量资源投入，仅仅靠政府和高校的投入很难满足。碳中和与清洁能源领域的企业研发资源和实践推广资源很丰富，和高校资源也能形成互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很多机制改革创新都有利于高校来拓展外部特别是企业的资源。如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也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等。与此同时，学科建设尤其是碳中和与清洁能源这个新兴领域的学科交叉建设，不能简单靠一次性增加资源投入“坐电梯”实现，而是一个“爬楼梯”的资源融合过程，充分发挥校内校外的协同作用。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也是支撑各类资源融合和学科建设良性循环的重要改革。
温宗国：环境科技创新助推绿色可持续发展
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各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但生态环境问题仍十分严峻，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致死的人数达900万。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2030年至2050年全球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较快发展阶段，但也面临环境压力上升带来的挑战。通过科技创新，将环境压力从高水平降至可持续水平是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全球科技研究将环境、资源与健康的关系作为重点，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如何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未来，环境科技出现四个重要发展趋势:
一是更加强调跨行业、多污染物、多介质协同治理。过去人们分别治理大气、水、固废，但如今污染物在不同介质间迁移转化，必须协同治理，需要科学家之间的合作，采取综合防控措施。废气、废水、废渣在多介质环境中相互影响，要通过跨行业、多污染物、多介质协同治理，实现污染物集成控制，推动环境科技创新与合作。
二是研究尺度向更广更深入延展，强调全球与区域环境治理联系。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很多的污染物会通过比如大气层或者水体的流动，产生比较大尺度的迁移转化。基于此，我们的研究尺度从原来一个局部地区可能会向更广或者更深入进行延伸，甚至需要区域的合作或者全球的合作。
三是更加关注环境与健康风险防控，积极推动绿色替代技术创新。很多环境的问题和健康是分不开的，在各个环节都会有一些影响。因此未来环境科技创新将更加关注健康的风险防控，比如尽量不要使用有毒有害的成分或者原材料，共同解决环境问题或者健康问题，这也需要跨界的合作。
四是学科交叉融合明显，装备向精准化、智慧化转型升级。环境领域学科的交叉融合越来越明显，比如环境监测设施，需要更多地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数据的处理要利用AI识别，比如图像识别等来完成。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致辞中指出，放眼世界，可持续发展是各方最大利益的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目前中国已加入700多个环境公约、条约或议定书，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并致力于从贡献者向引领者转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中国部署了三个很重要的科技发展方向：
一是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协同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研究从区域扩展到全球尺度，除了水、蓝天、净土等攻坚战外，还关注如何实现无废城市建设，以推动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通过复杂系统的研究，重点部署碳与污染物的协同控制、资源循环利用、土壤绿色修复和安全、无废社会构建以及新型污染物（如退役光伏、风机组件和塑料等）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这些领域需要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推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环境问题协同解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完整性恢复。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恢复上，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以及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和保护的工作。对于一些重要的，尤其是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或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包括重要的生态空间采取近自然的修护方式。当然，我们需要很多生态智慧的方式来监测这些生态系统的变化，所以在装备和系统上，要有更多的开发。
三是环境数智化系统开发。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AI在环境领域当中的应用，比如说环境数据资源的构建，需要依赖大数据库的系统。还有一些刚刚起步的，比如加大量子计算和区块链技术在环境监管等领域的应用，构建区域和国际协同共治的环境管理大平台。
未来，我们应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尤其是加强与德国、加拿大、新加坡、挪威等国在环保、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与联合研究。特别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区域环境治理方面，通过大型研究项目支持国家间的协作。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联合研发和创新平台建设。通过“绿色科技创新联盟”和“绿色思路使者计划”，推动青年科学家的参与，并通过战略合作伙伴项目促进技术的交流和转移，特别是在东盟国家建立联合基地等。
詹姆斯·道格拉斯·布罗迪：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大学与产业合作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只有促进教育包容性，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如同一个庞大的蓄水池，必须让所有有才华的人进入到这个人才库中。很多国家已经搭建起了产学研合作的桥梁，只有构建这种产学研联盟，才能应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果没有这样的产学研联盟，将无法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这对未来一代的影响难以想象。
在联合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教育与许多其他目标紧密相连，教育机构被视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能够催生新变化，进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只有借助教育，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才能提升人才能力，让学生获得知识、提高技能、塑造价值观，从而构建更美好的社会，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福祉，攻克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难题。
在大学层面，我们需要思考教学切入点，无论学生所学专业是什么，都必须向他们传授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内容。学校需要在核心课程中涵盖可持续发展相关知识，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解社会变革需求，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学科研究至关重要，学科设置必须能够帮助解决出现的各类新型复杂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突破传统学科界限，全社会共同创造。
新冠疫情给社会带来了新问题，也暴露了很多问题。例如教育数字贫困，并非所有学生都有能力购买笔记本电脑，也并非所有学生都能获得数字教学资源。英国很多大学缺少数字包容政策，导致无法保障全体学生都能参与数字学习。我们希望持续扩大人才培养规模，让所有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经济水平的学生都能成长、成才，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还有资金稳定性，因为国际学生生源锐减，英国大学面临资金短缺困难。而大学的资金收入必须保持稳定，若不稳定就无法持续开展很多重要研发活动，所以确保资金稳定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全社会范围内，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例如重新评估大学学位。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要求大学对现有学科设置进行调整，尤其是那些服务社会需求所设立的学科。当前，大量学科逐渐走向衰落，比如财务专业在很多国家都曾是非常热门的学科，但如今年轻人们开始担忧人工智能会取代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还要学习会计或金融专业？这种变化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已出现。在疫情期间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总是独自一人埋头工作，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居家办公也需要我们关注个体心理健康。
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仅靠大学就能达成，人才库的构建和人才培养也不是只能由大学完成。例如苏格兰国家制造研究所，该研究所由政府支持建设，旨在为大学与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支持大学和企业共同开展重要研究。在研究所框架下，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与劳斯莱斯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研发了电池电子热传导技术。这体现了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意义，这类合作不仅让英国研究人员参与其中，也能让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想要做好对社会有价值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乔瑟普·玛利亚·加雷尔：绿色与可持续发展—
高校的任务与使命
欧洲大学协会是欧洲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学协会，成员由49个欧洲国家的900余个大学和国家级大学校长会议组成。今天，我将聚焦绿色与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阐述高校在其中的任务和使命。知识和科技创新对人类未来发展、地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贫困、饥饿、性别平等、气候、正义、公平、教育等。首先，我想分享一个案例来说明科技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巴塞罗那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第37届美洲杯帆船赛在此举办。很多人发现，赛事船舶的加速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这是因为我们通过知识创新和产教融合，使得以绿色能源为动力的船舶加速技术取得新突破。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能够实现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零碳排放航运。由此可见，教育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想通过创新和转型解决全球性问题，技术必须要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在推动知识创新的同时，还要加强人才技能培养。从欧洲到全球，我们都在积极推动实现更加绿色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欧盟制定了《欧洲绿色新政》，提出在2050实现碳中和目标，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绿色新政提出要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下。绿色新政中三分之一的资金都用于欧盟范围内的绿色转型项目，包括研究创新绿色转型。现在已有的欧盟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例如旨在促进学生国际交流的伊拉斯谟计划，该计划也在推动绿色出行等可持续发展方式。在学生培训和交流方面，我们不只是在欧洲内部重视绿色转型，在与其他伙伴合作过程中也都高度重视绿色转型。很多大学也参与了绿色新政，并将绿色转型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探索实现更加绿色的运行和教学。
我们给大学制定了绿色新政路线图，包括几个方面重点：一是研究大学如何为欧盟实现绿色新政目标贡献力量。大学应加强跨学科研究和深化伙伴关系，共同找出解决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问题的方案。二是教育。教育能够让学生获得所需要的技能，让他们成为在劳动力市场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人才。大学需要重新规划课程，确保学生接受到能让他们成为绿色发展人才的所需教育。三是完善机制。对于大学来说，在日常运行中也需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做法，例如师生交流、交通出行、实验室运转、基础设施管理等都需要绿色化。四是促进公众参与。我们知道公众参与非常重要，对于学术界来说，需要取得公众的支持，并同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促进创新、推动政策变化，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声音能够被世界倾听。2021年，我们在欧洲高校开展了调查，更深入地了解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状况。调查结果表明，2021年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启发，约50%的大学成员已制定相关战略，近几年这个比重每年应该有5%的增长。在2025年执行绿色新政后，这个比重一定还会上升。我们有信心，高等教育界能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这已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
联合国未来峰会上发布了《未来契约》，其中强调了大学对科技发展的贡献，涉及了很多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大学已成为全社会公认的重要力量，能够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作出重要贡献。
